第二章 (第4/6页)

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乾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叫人猜“原应叹息”、“假语村言”之类的谜语，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毕竟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了。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的好色不再是毛病，而是国家大事了。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孟子仍然被尊作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6、屈原的倔与迂

    我敬仰屈原，似乎多因为他的倔与迂。读屈原的诗，随处可见他倔与迂的秉赋。他在《橘颂》里写橘“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里歌颂的橘，便是我家乡溆浦的红橘，它只产于溆水之滨。红橘确实只恋溆浦水土，离了故土便要变酸。屈原在《离sao》中更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句，绝决已极。人的死亡只能有一次，所谓死不改悔话已说到绝处。屈原却道九死不悔，可见其倔与迂到了何等地步。

    我曾经爱读《战国策》，因其文采斐然。可后来悔出其中的“策”实则就是“术”一种同倔与迂完全相悖的东西，便不太喜欢了。策或术教人趋利避害，教人做识时务的俊杰，甚至教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有策或术，没了原则和坚守，没了对某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人也就没了崇高，没了精神的彼岸。有些识时务的俊杰，在我眼里实在只是小丑。一个时代如果只有策或术的庸俗哲学当道，那必定是个非常黑暗时代。

    屈原恰好不讲策也不讲术。战国乱世，邦无定土，士无常主。只要能拜相为将荣华富贵，何不天下奔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苏秦、张仪之辈最终都给自己找到了价钱合适的买家。屈原却又倔又迂，系心怀王，死守楚国，真成了他笔下那棵深固难徙的橘树。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盛赞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他“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看来，凭着屈原的人格才华，只要不那么倔与迂，愿意另投明主，何愁功成业就，干吗去寻死？殊不知屈原真能如此，便已不是屈原。也许历史上多了一个苏秦张仪那样的术士，却少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士。然而司马迁毕竟一流人物，他才为屈原不识时务而痛惜，却又因读了贾谊的《服鸟赋》而把生死去就视若等闲。说到底屈原同司马迁都是倔与迂的，只不过屈原以死明志，司马迁忍辱求生而伸其志。

    屈原虽是楚人，因他流放时逆沅江而涉溆水，自古溆浦人都把他视作乡党。溆浦乡人很重过年、端午、中秋、重阳四节，而端午之俗甚于外乡。不过全球华人只有溆浦人是在农历五月十五日过端午节，传说屈原五月初五日怀沙自沉，噩耗传到溆浦已时过十日。

    7、康熙亦有真性情

    世人多好以性情二字自许，直把这两个字用得很俗气了。我为着写《大清相国》，读了些同康熙朝有关的书，感觉这位皇帝倒还有些真性情。凡为君者，终须有龙威。而所谓龙威，外在气象似乎就是不苟言笑。别说古代皇帝，现实生活中的有些官员，紧闭金口者亦最为常见。好像故作高深、阴鸷冷漠就能生发龙虎之威。

    康熙皇帝自是有龙威的，但他的威风不在于沉默寡言。他不光经常同大臣们论政事，论兵戎，论理学，论训诂，还同大臣们谈音乐，谈数学，谈水稻。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十日，这位皇帝曾同大学士陈廷敬讨论文字学，说：“《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司马光之《类编》分部或有未明，沈约之《声韵》后人不无訾议，《洪武正韵》仍依沈约之韵。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成为书，垂示永久。”康熙同大臣如此仔细地讨论编书，不光因他学问渊博，大概也因他性格爽朗。

    每有官员出京赴任，康熙都会按例召见，嘱咐再三。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郑瑞陛辞，皇帝说：“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瑞对奏说：“若乡绅肆无忌日，有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皇帝却道：“尔只须公而忘私，也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可见这位皇帝处事颇能宽厚放达。

    同大臣们扪心倾谈，在康熙那里是经常的事。比如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湖广、河南、云南三位督抚拜辞，皇帝说得简直苦口婆心，道：“凡居官以实心爱民为主，民虽愚终不能欺也。能实心爱民，民自知感。否则竭力矫饰，终难掩人耳目！”

    这位皇帝人情味也很足，懂得照顾世情。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帝南巡到松江府时，把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召来，特意对身边众大臣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