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第2/3页)

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

    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佛这根教鞭，随时有可能落到他的头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事，那几位钥匙寨干部的亲属，在教他的时候，不管为了啥原因恼怒起来，总要拿他开刀，以表示教师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罚站壁角，有他；罚打手心，有他；罚留在办公室抄一百遍生字，也有他。那根教鞭呢，有事没事，也会落在他的头上，以显示教师的权威。是的，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课不使用教鞭，我不使用教鞭，就是从教房敬贫开始的。我不忍心看他那双眼睛，我不希望他时时担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头上。

    最使我震惊的，是这么一件事。我刚接房敬贫他们这个班的时候，调整了一下学生们的座位。我发现他个子矮小，却坐在最后那一排的角落里。我根据个子矮的同学坐前边的原则，请他坐到第一排来。可他缩在那个角落里，怎么也不愿意，那双布满疑云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我催得急了，他哀求般地说：“庄老师，我坐这儿好，让大家坐前面，我坐这儿好，我能听见…”

    “可你看不见啊！”我笑着说。

    “不怕，能听见就好了…”

    我的心头一阵酸辛，啊，这个孩子，他太自卑了。

    教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发现，这孩子不但自卑，沉默寡言，老是用疑惧的目光瞅着人，他还有些自暴自弃。他经常地无故缺课，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作业，做得也很潦草。可我同时还发现，他成绩虽差，可有时候，方格本的字又写得特别好，我教的应用题，他也能做对。这就是说，他不是写不好字，不是不懂算术法则，而是他没有用心。为此，我找他谈过话，可每次谈话，他都勾垂着脑壳，眼睑微垂，一句话也不说。不论我怎样费尽口舌，他都不回答，不吭气。

    对他的教育，我差不多已经失望了。我在心里说，我已经对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实在不听，我也没法。强扭的瓜不甜，硬灌下去的知识，他不一定能接受，算了吧。

    正在这时候，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是冰凌遍地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学生们都在cao场上玩耍，我和一帮小姑娘在跳绳，欢声笑语不时地在空气中飘散。陡地，我一眼看到，钥匙寨大队主任的儿子，那个十六岁了还在五年级班上的老留级生，猛地扑向房敬贫，粗暴地从他手中夺过篮球，高高举起，朝着房敬贫的脑壳，狠狠地砸下去。房敬贫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