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不败之地 (第11/13页)

问外，也还有一些忧虑。比方说，尽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城乡一体化要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强行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统一规划”或者为了尽快“出成果，见成效”打着“三个集中”的旗号将原本相对富裕的农民也强行拆迁，或者打着解决农民福利问题的旗号大量借贷中饱私囊？同样，会不会有人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也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在没有必要或没有条件的地方劳民伤财地大盖“政务中心”或者“服务中心”？还有，由于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会不会出现“贿选”或“变相贿选”现象？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些问题不注意，他们的改革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成都会注意到吗？

    我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

    七、成都方式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成都市委，李春城的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作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欢迎和歉意。他说，你来成都两个多月了，我们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谢谢春城书记！困难倒没什么，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个好地方，花团锦簇，香飘四野，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头扎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请，还真不知道过节了。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开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发现你们这三件事颇受人民群众好评。你们搞“城乡一体化”农民拥护，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赞成，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你们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市民和企业表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三个“是我们的了”这就有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问，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做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