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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再谈老舍之死 (第3/3页)
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 他曾到过什刹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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