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_卷五十四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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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五十四 (第7/11页)

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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