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 (第11/18页)

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

    “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

    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