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关于卡夫卡《城堡》的一点说 (第4/6页)

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参见《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一文的有关章节）；而《城堡》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无罪的。这里面的情况更严峻、更有问题、更令人忧郁。两部长篇小说有个共同之处：主人公总是只能到达中间层，他们或是晕头转向、懒惰或干脆是恶的。假如说这些中间层与“城堡”的最高领导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尔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还有错误的观点：即认为K.对那些恶的中间层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异教徒马其翁那样将一个“恶神”视为世界的缔造者，视为造物主和开天辟地者，拥有永恒主宰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看到K.自始至终抗议着这些中间层，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顾（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对父亲的斗争立场一样。另外顺便提一下，马其翁也不曾无条件地接受那个造物主，而是力图削弱其势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同意安德尔斯的观点：K.同这些中间层交往、打交道而浪费了许多时间，是有一定危险的。然而，挑明这种危险，就这种危险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露那大拦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们的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恶棍，指出其一切阴谋和同伙的罪恶，这些正是被卡夫卡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知疲倦地写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们的良知觉醒。K.只是偶尔对强权让步，但很快又向前突进。当局派给他的助手们被他撵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他否定当局的滥用权力。安德尔斯的断言则相反：根据他的阐释，K.认为权势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认村庄里发生的一切令人厌恶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导人们走向无自由、被奴役的企图宣战，与一切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或专制制度的诱导宣战，请看这段话：“人类的结合建筑其上：一个现象通过其强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实际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单独现象。对于这些单独现象来说，这是甜美的，充满慰藉的，但这缺乏真实性，因而永远缺乏持久性。”（所有强调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尔斯愣是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理论：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场是“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

    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

    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