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 (第4/6页)

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jianian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yin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jianian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yin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sao扰不安，为了逃避sao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cao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