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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经 (第2/6页)

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出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鬼谷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胠,音起居反。胠、发也。从旁开为胠。),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摄,结也。),固扃鐍(音决。细也。)。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揭,音其谒反。),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反圣法也。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之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中世;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汧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是基本国策。然而,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别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

    《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

    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

    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节义这种品cao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

    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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