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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的上尉投向敌人，他带去了一门大炮和一部分聚集在光明大道上的兵士。而巴黎市民和卫队在从圣克卢和赛沃尔撤退时，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敌对行动。撤退一开始，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就被赛沃尔的居民包围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但很快轻骑兵又帮他们夺了回来，轻骑兵的中校受了伤。部队经过凡尔赛时，国民卫队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就与罗什雅克兰①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值勤；他们中的一支打着三色旗，另一支打着白旗。王太子夫人从维希赶来，与在特里阿农的王室家庭重聚；在这之前，她喜欢在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逗留。在特里阿农，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他的主人分了手。

    ①罗什雅克兰(Roehejaquelein)是军官，范德昂(Vendeen)将军(一七八三—一八六三)的弟弟。被强行编入拿破仑的军队后，在莫斯科作战时，脸部受过伤。他是个狂热的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强烈拥护者)。

    有人说王妃是反对七月敕令的：从本质去判断事物，这是认清事物的唯一方法：老百姓总渴望自由，王子总倾向于要权。这不能算是他们的罪过，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长处，这是他们的天性。王妃可能喜欢那些敕令在一个更适当的时候即在已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之后，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希望时发表；但事实上，敕令使她很高兴，也应该使她高兴；贝利公爵夫人对此也很满意。两位亲王夫人认为，借此，王室将最终克服代议制政府所造成的阻碍君主制度的困难。

    七月事件没有与外交使团交锋，人们很感惊讶。它曾经是宫廷的常任顾问，它插手我们的事，手太长了。

    在最近的动乱中，就有两位大使插了手。一个在进城门时被逮住，他带着一包东西要送到市政大楼去，里面是一封洛旺埃尔先生①给瑞典国王的电报。博德先生原封未动地交给了瑞典公使馆。洛尔·斯托阿尔②的信也落到了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也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去。这种事在伦敦干得更出色。洛尔·斯托阿尔和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外国陷入混乱：他的外交政策来自密探，他的电文来自泄密。我当大臣时，他很喜欢我，因为我待他很随便，我的门对他时刻敞开着；他有时穿着长统靴、全身汗淋淋的、穿得像贼一样，也可以随时闯到我家里来：那时他总是从那些称他为“斯托阿尔”的太太们家里出来、跑了好几条街之后到我家里的；他付给她们的钱很少很少。

    ①洛旺埃尔(Loevenhiem)，当时在巴黎的瑞典大臣。

    ②洛尔·斯托阿尔(lordStuart)，英国驻巴黎大使。

    我那时构思了一个新的外交计划：我不隐藏什么，有话明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我的电文，因为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没有什么计划要避开我的反对派来作的。

    我微笑着但又很严肃地对查理·斯托阿尔说过一百遍：“不要跟我拐碴儿吵架，如果您要跟我决斗，我马上与您决斗。法兰西从来没有用你们的计谋同你们打过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打败了的原因，不过俐门不要因此而翘尾巴哕。”③

    ③这段话同我一八二三年写给卡宁先生的信的内容差不多(见《维罗纳代表大会》)。

    洛尔·斯托阿尔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七月起义中的混乱的，他对我们的不幸狂喜异常，但外交团其他仇视人民事业的成员，或多或少推动查理十世制定了敕令。然而，敕令出来后，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挽救君主制。如果说波佐·蒂·玻尔戈①对政变显得担心，他这种担心既不是为了国王，也不是为了人民。

    ①波佐·蒂·玻尔戈(PozzodiBorgo)，俄国驻巴黎大使。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七月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②赞成了他的意见。

    ②德·韦尔泰(de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①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①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