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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命游戏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保持热情，继续我的叙述？我自己不也几乎死了吗？我的观点不是改变了吗？我仍然以同样的观点观察事物吗？在世人眼中，如同在我自己眼中一样，那些曾经令我惴惴不安的与个人有关的事件，连同那些普遍的或非常的事件，不是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吗？任何生涯漫长的人，都感觉他的生命日益冷却；前一天还趣味盎然的事情第二天就变得索然无味。当我在记忆中搜寻的时候，有些名字，甚至大人物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然而，它们曾经令我激动：健忘和容易被人遗忘的人是多么虚荣呀！面对梦想、爱情，呼唤它们回来是徒然的，只有用金树枝才能打开亡灵的冥府，而采摘这样的树枝需要年轻的手。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年——法兰西的面貌——我到达巴黎

    由于八年来我一直被禁锢在英国，只看见英国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同欧洲其他地方是非常不同的，尤其在那个时候。一八○○年春天，随着多佛尔开出的邮轮渐渐驶近加莱，我凝望着眼前的海岸。我对我的国家的贫穷感到吃惊：港内只看见几根桅杆；一群穿短上衣、戴布帽的人沿着防波堤朝我们走过来：尚未看见欧洲的胜利者，就先听见他们木鞋的哒哒声。当我们的船沿防波堤泊好后，宪兵和海关官员跳上甲板，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护照。在法国，人永远是可疑的，在日常生活中或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远远看见的头一样东西，是三角帽或刺刀。

    兰得赛夫人在客栈里等候我们。次日，德？阿格索夫人、她的一位亲戚和我，启程前往巴黎。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黝黑或褐色皮肤的妇女光着脚，光着头或者头上包一条手巾，在地里劳作：人们很可能以为她们是奴隶。这片土地上，女人挥动镢头，男人侍弄火枪，这个景象颇令我吃惊。看来战火曾经殃及这些村庄，它们满目疮痍，颓垣断壁，到处是泥土或灰尘，粪便和瓦砾。

    路两边，看得见毁坏的城堡；高大的树木被铲平了，只剩下用树干锯成的方木，孩子们在木头上嬉戏。我们看见围墙有缺口，教堂废弃了，而死人被人从里面抬出来，钟楼没有钟，墓地没有十字架，圣像在他们的壁龛里遭到亵渎，头颅被砍下。墙壁上涂写着已经过时的共和党人的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或者死”有时，人们试图将“死”字抹掉，但黑色或红色的字迹在一层石灰底下仍然依稀可辨。这个民族过去似乎曾经面临瓦解，却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好像人们走出了野蛮的黑夜和中世纪的毁灭。

    接近首都时，在埃古安和巴黎之间，榆树并没有被砍倒；这些在英国土地上看不到的美丽的林yindao令我惊喜。同从前我见到的美洲森林一样，法兰西对于我是新鲜的。圣德尼教堂的屋顶被掀掉了，窗子破碎了，雨水飘进变成绿色的殿堂，不再看见坟墓的踪影：我以后在那里见过路易十六的骸骨，哥萨克人，德？贝里公爵的棺材和路易十八的灵柩台。

    奥古斯特？德？拉穆瓦翁来迎接兰得赛夫人：他的华丽马车同我从加莱过来一路所见酌笨重大车、瘦马拉的又破又烂的驿车形成鲜明对比。兰得赛夫人住在特而内街。车停下，让我下去；我穿过田野，进入我的女主人家中。我在她那里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在她家中遇见一位名叫拉萨尔的高大和肥胖的男人，他帮她处理有关流亡者的事务。她叫人通知封塔纳先生，说我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封塔纳先生到我住的客栈来找我，客栈就在兰得赛夫人家旁边，是由她安排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三时，我们徒步从星门进城。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场革命的过激行动留给欧洲人的印象，尤其对那些恐怖时期不在法国的人。我觉得我真是下地狱去。的确，我曾经目睹刚刚发生的革命；但是，那时人们尚未犯下昭彰的罪行，而我停留在后来发生的事实的阴影之中，就像平静和循规蹈矩的英国社会里所传说的。

    由于我用假姓名旅行，而且担心连累我的朋友封塔纳，所以当我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听见小提琴、号角、单簧管和鼓齐声奏鸣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小酒馆里跳舞；稍远处，在两丛栗树掩映下，杜伊勒利宫露出它的身影。路易十五广场空无一人；它像一座毁圮的古老的圆形剧场，凄清而荒凉；我听不见抱怨声，对此我十分纳闷；我害怕涉足一泓痕迹已干的血潭；我久久凝望那一片曾经竖立死亡机器的天空；我仿佛看见我的哥哥和嫂嫂，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被绑在血腥的机器旁边：那是路易十六被砍头的地点。尽管街头一片欢快景象，教堂的钟楼是沉寂的；我仿佛在一个无限痛苦的日子——耶稣受难日——归来。

    封塔纳先生住在圣罗克教堂旁边的圣奥诺雷街。他把我带到他家中，把我介绍给他妻子，然后引我到他的朋友儒贝尔家，我被临时安顿在那里：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小有名气的旅人接待。

    第二天，我到警察局去，以拉萨涅的名义，将我的外国护照押在那里，领取了我在巴黎的居留证，而且这张居留证每个月要去办理延期。几天后，我在圣父街旁边的里尔街，租了一个位于中二楼的房间。

    我带来了《基督教真谛》和在伦敦印刷的这部作品的头几页。人们将我介绍给马涅雷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尊严的人，他同意恢复中断的印刷，而且向我预付了一点钱，让我能够维持生活。无人知道《基督教真谛》这部作品，尽管勒米埃尔在他的信中对我讲过那番话。我发现了老哲学家德利尔，他刚刚发表《献给上帝的回忆录》；我去拜访然格内。他住在“善良的拉封丹”旅店附近的格雷内尔—圣日耳曼街。他的门房上还写着：“此地人们以公民的称号为荣，并以‘你’相称。请关门。”我上楼。然格内好半天才认出我，他以傲慢的口气同我谈论他目前的情况和过去。我唯唯地退出了，未曾试图建立这种太不相称的联系。

    我心中对英国始终抱有怀念之情；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甚至接受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肮脏的房屋、楼梯、桌子，对于我们的不卫生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喧嚣，对于我们的不拘礼仪，对于我们的不得体的闲聊，我无法适应。从行为方式、趣味上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上说，我已经是英国人了；因为，像人们所说的，如果说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多少受《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