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2/3页)

个生字，老师拿着教鞭，领着全班把这生字念上几遍。看看学生们都会念了，老师拿教鞭指着头排第一个学生上台来，领着全班同学念十遍。第二个学生接着第一个学生，再来领读…而老师呢，在办公室里，闲聊天，或是赶批没批改完的作业。学生们在教室里把读书当闹着玩，老师们图享清闲。

    啊，我们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

    我进了小学校，才知道为什么山区的教学质量这么差，为什么高中生写不好一篇作文，为什么初中生连封信也不会写。

    我不是个好教师，可我不这样干。我觉得这样干太对不起那十个工分，对不起冒着骤雨或暑热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不久前，我不也像农民们一样在田土上流着汗水，创造着劳动果实，让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力，到秋后分享汗水换来的收获嘛？

    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开始了教学，我抓课堂纪律，我新辟了乡村小学从未上过的唱歌、体育、图画课，我还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瓦特、爱因斯坦童年的故事；学生们不懂的地方，我决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秋天，蛇场坪公社中学发通知，我任教的五年级毕业班，四十一个学生中有二十四人考取了中学。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蛇场坪中学没按大队比例收学生，而是自印了卷子，让大队小学校的毕业生来考。也算是碰巧吧，这一考，就把我考出名了。钥匙寨上，从没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跨进中学。“文化革命”以前没有过“文化革命”中，年年按大队分名额，不是六名就是七名，也从未有过。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出名，一九七三年地区师专及六所中等专业学校来招生，我想报名，大队不同意，说得倒挺好听：贫下中农需要我。我左磨右缠也没用。一九七四年，省里面来了文件，教学质量好、校舍完整，有一定基础的乡村小学校，可以由民办转为公办，每个公社，可以转一所学校。我们钥匙寨小学顺顺当当变成了公办学校。我也由一个每年从大队拿三千六百个工分的知识青年，变成了每月领国家二十八元工资的人民教师，还能买到商品粮。对一个知识青年来说，有了固定工作，年年能回上海探一次亲，就算是有了归宿。我也渐渐定下心来，成了蛇场坪公社的“扎根知青”了。

    有了工作，上调就不再有份了；有了工作，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大刮回城风的时候，我也无法回上海了。我不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而且还要在这儿成家立业，这么一想，我也死了心。并且，说来也怪，我对乡村小学校的工作，年复一年地热爱起来了。作为一个每月只拿三十二元工资(调资时给我加了四块钱)的乡村小学教师，我并不指望我的学生中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医学博士，我的愿望很渺小，我只希望能送他们进公社中学，读完中学以后，有条件的，争取考上大学、中专、技工学校，没有条件的，回到乡间去，至少也能在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时，在良种培育、农田管理、防治病虫害的过程中，传播一些他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僻远的山区慢慢进步起来，不致使孩子们老在“贫穷、无知、落后；落后、贫穷、无知”的恶性循环中成长为一代新的文盲。

    就为了这些渺小的愿望，我也深知，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我也明白，必须从我做起，从我任教的班级做起。人是挺怪的，一旦有了目标，我的生活就觉得充实、有意义了。我不再那么思念上海，不再那么抱怨一辈子留在荒僻的山区。相反，我在考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成家“家”又安在什么地方？…

    蹄迹满地的泥泞山道，实在难走。一双雨鞋足足有十来斤重了，一边静心沉思，一边朝前迈步，我只觉得走了好久了，哪知道刚走到第一条溪流前，才发现只走了一半路。

    天空昏暗下来，笼罩山头的蒙纱雾，凝然不动地缭绕在座座山峰上。这就是说，雨还是要下，一两天里别指望转晴。

    过了头一条溪流，没走上半里地，又得过第二条溪流。第二条溪流的水已经完全漫过了墩墩，我的脚踩在石墩上，还能感到水流的冲击，水再大些，随时有可能把路人冲进溪流去的。记得，舒吟最怕在这种时候过溪流了，每逢在雨季里过溪流，我总要拉紧舒吟的手，生怕她心一慌，跌落下去。而到了彼岸，她往往也就不要我再送了。这一路上，要穿过一个寨子，寨子上有她的学生。她总是站在枫橡树下，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回去吧，免得那些学生看见了笑话我们。”

    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还是尊重她的意志，慢慢转过身去。

    说起来也真怪，我和舒吟之间的恋爱，是自自然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几乎没吵过嘴，也没发生过什么波折。仿佛我们早就该这样好似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