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超越故乡 (第4/6页)

不穿衣服。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就是光着屁股赤着脚，一丝不挂地去的，最早教我们的是cao外县口音的纪老师，是个大姑娘，一进教室看到一群光腚猴子，吓得转身逃走。那时的冬天是奇冷的，夜晚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田野里一片片绿色的鬼火闪闪烁烁，常常有一些巨大的、莫名其妙的火球在暗夜中滚来滚去。那时死人特别多，每年春天都有几十个人被饿死。那时我们都是大肚子，肚皮上满是青筋，肚皮薄得透明，肠子蠢蠢欲动…这一切，都如眼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所以当我第一次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也惋惜不已，这些奇情异景，只能用别的方式写出，而不能用魔幻的方式表现了。由于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使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的童年必然地建立了一种与故乡血rou相连的关系，故乡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被童年的感情浸yin过，都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许多后来的朋友都忘记了，但故乡的一切都忘不了。高粱叶子在风中飘扬，成群的蚂蚱在草地上飞翔，牛脖上的味道经常进入我的梦，夜雾弥漫中，突然响起了狐狸的鸣叫，梧桐树下，竟然蛰伏着一只像磨盘那么大的癞蛤蟆，比斗笠还大的黑蝙蝠在村头的破庙里鬼鬼祟祟地滑翔着…总之，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我的作品里，都充溢着我童年时的感觉，而我的文学的生涯，则是从我光着屁股走进学校的那一刻开始。

    六、故乡就是经历

    英年早逝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坚决地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托马斯·沃尔夫讲演录《一部小说的故事》)他的话虽然过分绝对化，但确有他的道理。任何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地要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而情感的经历比身体的经历更为重要。作家在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总是想把自己隐藏起来，总是要将那经历改头换面，但明眼的批评家也总是能揪住狐狸的尾巴。

    托马斯·沃尔夫在他的杰作《天使望故乡》里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了他故乡的材料，以致小说发表后，激起了乡亲们的愤怒，使他几年不敢回故乡。托马斯·沃尔夫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诸如因使用了某些亲历材料而引起官司的，也屡见不鲜。如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就因过分"忠于"事实而引起胡利娅的愤怒，自己也写了一本《作家与胡利娅姨妈》来澄清事实。

    所谓"经历"，大致是指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在某个环境里干了一件什么事，并与某些人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作家很少原封不动地使用这些经历，除非这经历本身就已经比较完整。

    在这个问题上，故乡与写作的关系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有许多作家在逃离故乡后，也许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事。但对我个人而言，离开故乡后的经历平淡无奇，所以，就特别看重故乡的经历。

    我的小说中，直接利用了故乡经历的，是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文革"期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起初砸石子，后来给铁匠拉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挨，我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个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他揍了我一顿，拖着我往桥梁工地上。我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我脚上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挨到天黑，因为怕丢了鞋子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领导要。领导是个猿猴模样的人，他集合起队伍，让我向毛主席请。队伍聚在桥洞前，二百多人站着，黑压压一。太阳正在落山，半边天都烧红了，像梦境一。领导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让我请。

    我哭着，跪在毛主席像前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我偷了一个红萝卜…犯了罪…罪该万死…"

    民工们都低着头，不说。

    张领导说："认识还比较深刻，饶了你。"

    张领导把鞋子还了。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回家后就挨了一场毒。出现在《枯河》中的这段文字，几乎是当时情景的再现：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在小说中，他此时已被村支部书记打了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墙角上去，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

    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

    他悲哀地看着母。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母亲流着眼泪走过。他委屈地叫了一声。

    …母亲戴着铁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他干嚎了一声…母亲从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

    父亲一步步走上。夕阳照着父亲愁苦的面孔…父亲左手拎着他的脖子，右手拎着一只鞋子…父亲的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的脖子几乎钉进腔子里。那只老鞋更多地是落到他的背上，急一阵，慢一阵，鞋底越来越薄，一片片泥土飞散着…

    抄写着这些文字，我的心脏一阵阵不舒服，看过《枯河》的人也许还记得，那个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终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实的情况是：当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爷爷当时忿忿地说："不就是拔了个鸟cao的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爷爷与我小说中的土匪毫无关系，他是个勤劳的农民，对人民公社一直有看法，他留恋二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生。他一直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想不到如今果真应验。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促使他们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出身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我的《枯河》实则是一篇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会中，是没有爱的，环境使人残酷无。

    当然，并非只有挨过毒打才能写出小说，但如果没有这段故乡经历，我决写不出《枯河。同样，也写不出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

    《透明的红萝卜》写在《枯河》之。此文以纯粹的"童年视角"为批评家所称道，为我带来了声誉，但这一切，均于无意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