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面如田字非吾相二 (第4/4页)

去逝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接过了这个火矩，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  _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入他哲学体系中“道”的范畴，加以鼓吹。这些鼓吹，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股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ZZ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普遍的厌战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全国范围内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１９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１８８１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

    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够糟糕的。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实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拖，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的，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堪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室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虽然田烈武并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因为这部罗玛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自己出身的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的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cao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

    那赵时忠见田烈武言语中并无歧视之意，亦不由感动，回道：“朝廷收复灵武后，在下便举家迁到了祥符县。这番是想潜心读书，但求考个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举家被迁往东、西两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时之豪强。这人姓赵，只怕还是赐姓也未可知。当时西夏贵族离开故土者，极为显贵者除外，普通贵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军中，改替宋朝卖命外，有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两年间，便家道败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壮志，欲要在汴京的千军万马中考个功名出来，倒也让人钦佩。

    “尊兄倒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田烈武赞道。

    “将军谬赞了。”赵时忠得此鼓励，脸兴奋地涨得通红。这些西夏旧人，无论是党项还汉人，在汴京多多少少都不免受到歧视，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如此诚恳地鼓励他——从田烈武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怜悯之意。他看了看田烈武手里的书，有点拘谨地笑道：“想不到将军原来文武双全。”

    田烈武已是不知多少次听人用各种各样的语气说出“文武双全”这四字评语了，倒难得有一次象赵时忠这般的诚恳，甚至还有点崇拜的味道。他腼腆地一笑，看见赵时忠手里抱着的书，最上面一本，赫然便是《天命有司》！

    他其实是不善交际的。这时候没话找话地笑道：“这是桑公子的书么？”

    “正是。”赵时忠以为田烈武也看过这本书，越发的佩服，用力点点头，一面道：“桑山长真天人也。听说朝廷要征召桑山长与程先生为资善堂直讲，圣人还专门派了内侍出来寻两位先生的书，有人说圣人看了后，甚是称许…若果真如此，还真是名至实归…”

    向皇后派遣内侍，在坊间到处搜索桑、程的著作，这事田烈武也早就听说了。他当然不明白这是向皇后给朝廷公卿的一个公然的暗示——否则，桑、程二人的书籍，汴京任何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全，用得着这些内侍东问西问么？不过，在田烈武心中感情的天秤上，自然也是倾向于桑、程一方的，自然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这时候听赵时忠兴致勃勃地说着他对桑充国与程颐的钦佩与崇敬，他既不好意思打断他的兴致，便只好耐心地在藏书阁外面静静地聆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