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火锅 (第6/15页)

一角的人。

    北京初冬的风很大，似乎要把中国足球的心事一起卷走——“北京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在中国足球最伤心的一次兵败后，在那幢著名的灰色小楼里，记者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王俊生进行了一次艰难而尖锐的专访。

    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足协副主席时就准备着第二天“下课”即便是今天也准备着明天“下课”；，但我不会放弃，我不能因为有些压力就逃避。

    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惨败，几乎都伴随着“王俊生下课！”的激烈呼声。“10"29之战后”这个呼声已达到顶点——成千上万的球迷不仅要下他的“课”还要“打倒王俊生！”在上海兵败那夜的冷风中，王俊生的背影萧瑟得就像一支无力的蒿草。

    不知为什么，王俊生把办公室安在杰楼的最偏僻处，阴冷干燥，让人很不舒服，而房间设施的简单，可以让任何一名中国球迷吃惊。记者问：“你听到了球迷让你‘下课’的呼声吗？”

    王俊生作出令我吃惊的回答：“我已经听了7年了，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这个足协副主席开始，就作好了准备第二天‘下课’——即便到今天为止也准备着明天‘下课’”然后，王俊生露出很坦率的表情。

    霍顿的“下课似乎已成定局，王俊生是否会“下课”成为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记者问：“你净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下课’声？”

    王俊生敏感地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会辞职”？他答：“面对压力，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字——干。我不会放弃，不会因为这个位子坐着舒服就坐下去，一旦有些压力就不想坐了，就想逃避。”

    王俊生说：“从我当运动员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喜欢回避现实的人，当上足协这个‘官儿‘的那天，我准备了胜利，准备了失败，但从未准备过当一个逃兵。”

    我了解到，其实王俊一并非没有想到过“下课”“十强赛”失利时他几乎到了心理上最大的负荷点，但没有人想在一片灰暗中撤退，王俊生也不例外，他还要搏一把——却等来“九强赛”的再次失利…

    我必须实录在这次采访过程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足球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必须忠于的事业。我怎能逃避？”

    “我是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失败了，没有时间去考虑‘心情’，只能抓紧时间去考虑‘事情’——我现在要考虑霍顿的问题、联赛最后三轮的问题、海埂集训的问题、明年悉尼奥运的问题——‘下课’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给我的足球事业。否则真是对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说逃跑的时候，而是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课”的王俊生居然说。

    在中韩“10"29之战”前夜，王俊生对几个朋友唏嘘不已：“有人说我是‘官儿迷’，说我想保‘乌纱帽’，我真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把足球这事儿办好。”

    这段话与记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极大偏差，我一向以为，王俊生的“国家干部”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干部，等待组织安排”已成为众人揶揄的标靶。但既然他是在纯粹朋友圈里道白了内心世界，是否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儿迷”？王俊生到底会不会“下课”？王俊生到底怎样看待中国足球的悲剧？…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套子里”的王俊生是不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真正刺激记者坚王俊生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专访的动机。在对王俊生的近距离“站击”中，我以为，即使他说的不全是真实，至少能够探寻到“套子里”子里的一角。

    但仅仅从一次专访中就想了解这名中国足球7年来失败的代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的——走进王俊生的办公室并不困难，走进王俊生的内心世界肯定困难。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职业改革的重要策划人与执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长历程，肯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足球，而且王俊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有局限的，甚至有偏差。他声称”忠于着的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中国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是否仅起因于王俊生的失败？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间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说：一个王俊生倒下了，千百个王俊生又站起来了。王俊生一脸沧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国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当过程不能满足结果时，球迷骂娘是应该的。

    说这番话时，王俊生脸上显得竟有些虔诚的意味，我盯着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发现一丝虚伪…

    一个已经被中国球迷数面万甚至数千万次咒骂的人竟然说出这句话，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记者感到突兀与震惊。

    当记者要求王俊生对九强赛做个总结时，他说：“日韩两国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技占术水平比我们高，要打败他们，只有拼精神、拼气势，像个男人样的踢球。”

    记者说：“很多球迷也这么看。”

    于是王俊生说出了这句肯定绝大我数中国球迷大吃一惊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的意见和群众很多是一样的，只是过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话。”

    在这次赴京采访中，记者采访到王俊生与球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10"29上海之战”一位远道而来的锦州球迷，不但球没看成，鼓还被收缴了，人差点被铐起来，这位关东汉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有人告诉了王俊生这件束，他便亲自在深夜与有关方面联系，帮他取回了鼓。后来那个曾经多次喊过“王俊生下课”的球迷，拉着王生，想说什么说不出，扭头便走。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认出，地人指着鼻子骂他，内容大抵是平时我们在看台上或球场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类，家人就在旁边，王俊生无语。

    记者问：“你认为你是中国球迷利益的代表，怎么对待球迷的骂声？”

    “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过程不能满足结果，群众骂娘当然是应该的。”王俊生说“其实要说急，我王俊生应该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说他代表“球迷利益”时是何心态，也不知道当球迷看到王俊生说他们的“利益”时又是何感受——但我们知道王俊生和球迷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却又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中国球迷要的是“出钱”这样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负辱”这样的小满足。因此，利益相同的双方在这样的时刻就如此尖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