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岌岌故土悠悠我思 (第8/9页)

了：“说归说，你要门庭大，我却只要儿子好。”此时吕不韦又饮得一口热酒，便对着母亲一笑：“家酿清酒果真香醇，上品！”母亲便高兴得眯起眼睛笑了：“只可惜也，家门无酒徒，娘这酿酒术也无人鉴赏了。”吕不韦哈哈大笑：“娘有几多存酒，全让我带走如何？”“好也！差不多一车够了。”母亲开心地絮叨着“这吕氏清酒，原本是濮阳有名了。你大父迁出濮阳，关了酒铺，那些吕氏酒痴还追到庄里来买哩。后来吕氏布帛生意大了，你大父便不让娘酿酒，只助着你父验布管布了。这一车，还是那年停酿时藏下的，都快三十年了，便是留给你回来…”母亲又哽咽了。

    “不韦呵，你这十年，缓过劲来么？”父亲呵呵笑着岔开了话题。

    “非但缓了过来，且进境多也！”吕不韦喟然一叹“十年前，我因援齐抗燕，使吕氏商社陷入困顿拮据，几于倒闭。父亲非但不责怪于我，反书简宽慰我，说此乃天下大义，败则败矣，无须上心。后来，父亲又派人送来老宅镇库底金两万，嘱我撑持下去。若非父亲深明大义，不韦何能撑持到田单复齐…”

    父亲呵呵笑道：“此等事不说了，我知道。你只说目下如何？”

    “后来，商运大开！”吕不韦拍案笑道“目下，吕氏商社专做三大行生意：盐、铁、兵器。丝绸珠宝维持日常开销。除了秦国，山东十八国国国有店，全部执事工匠两千六百一十三人。”

    “盐、铁、兵，其利几何？”

    “盐、铁之利，十倍上下。兵器之利，三五十倍不等。”

    “四宗生意，年出货量几多？”

    “盐两万车上下，铁百万斤上下，兵器年成交两三次，每次百车上下。”

    父亲默默掐指运算一番，声音都颤抖了：“利金，三十万上下！”

    “不止。”吕不韦摇摇头，不无骄傲的伸出了拇指小指。

    父亲默然了，良久，终是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兀自喃喃不断：“上天，匪夷所思也匪夷所思也，吕氏终成天下巨商了，天下巨商了，好生想想，好生想想。”

    吕不韦笑道：“父亲所想，可是金钱之出路？”

    “不韦，随我到书房。”父亲断然一句，径自摇着车轮走了。

    大书房中，红红的木炭火映着父亲紧锁的雪白长眉，吕不韦颇是犯难，把不定该如何向父亲说明自己的转折决断？父亲不是昏聩老人，不说，问心有愧也。然父亲毕竟已经风烛残年，如此渺茫的冒险说得太透，累他老人家忐忑不安，也是问心有愧。反复思忖，也只有随着父亲的话头随机应变了。

    “不韦，六十万金，堪比一个诸侯国了。”父亲第一次没有了呵呵笑脸。

    “活金堪比，真正财富不堪比。”

    “商家无闲钱。如此巨金，你要派何方用场？”

    吕不韦思忖道：“商家以牟利为本。敢问父亲，耕田之利几何？”

    “劳作立身，其利十倍。”

    “珠玉之利几何？”吕不韦问。

    “珠玉无价，其利百倍。”

    “若得谋国，其利几何？”

    “谋国？”父亲大是愣怔“邦国焉得买卖？何谋之有？”

    吕不韦字斟句酌道：“譬如，拥一新君，掌邦国大权。”

    “…”父亲默然，良久，竹杖笃笃顿地“如此谋国，其利万世不竭！”

    吕不韦顿时如释重负，轻松笑道：“父亲明白若此，不韦便大我门庭，或可做一回范蠡、白圭般的国商。”

    “业已选准利市？”

    “奇货可居，惟待上路。”

    “不韦呵，”父亲竹杖点着石板“志固可嘉，风险却是太大也！”

    “父亲说得对。”吕不韦悠然笑道“谚云，商险在财，政险在身。以奔波之劳、情义之失、荡产之危为代价，而谋财货之利，商人之险也。以心志之累、终身毁誉、身家性命为代价，而谋定国之利，从政之险也。世无风险，雄杰安在？我吕氏积三世之力，累金巨万，便当有大图谋也！巨财小谋，岂非暴殄天物？大谋者，谋国为上。若不谋及天下苍生安危，不将吕氏一族刻于青史之上，我金价值何在？你我父子，又于心何安？”

    父亲静静地倾听着，老眼中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彩，终是拍案长吁一气：“不韦呵，有志气！比父亲强。老父亲信你。纵然破财灭族，老父不悔也！”

    “父亲…”吕不韦泪水盈眶，对着白发苍然的老父亲便是深深一躬。

    此后几日，吕不韦便是沉沉大睡，日上三竿方起，用过饭便与等候在厅堂的族人们饮茶聚谈。三五日过去，家主们来遍了，厅堂没有等候者了，吕不韦便自己在庄中挨家拜会，族人完了便拜会田户工匠与仆役，一连月余，竟是忙碌得不沾家。进入腊月，终于将全庄人家走了一遍。大寒这日，吕不韦吩咐厨下在自己的小庭院备好了三案酒菜，特意请来了父亲与相里家老，备细说了自己走动月余所得知的诸多隐情，末了满腹感慨道：“吕庄生计，囿于卫国之迂腐旧制太深，与天下潮流远矣！不韦之见，吕庄之法须得有变，否则，吕氏一族终将生出祸乱也！”

    吕不韦所说之生计，便是吕庄的“田商两分”现状。当此之时，天下已经是战国中后期，卫国却依然是井田旧制悠悠不变。由于吕氏族人是“国人”便有着一份永远不变的“王田”——每户三百亩，不管你是否耕耘，这份根基之田都是世代承袭的。然则，吕氏族人户户为商，几百年下来，已经没有一人耕田了。田土是根基，虽然不耕，却也得占着。于是，吕氏族人便各自容纳了多少不等的逃亡隶农，来替代耕耘。这便是所谓的“附庸田户”这些田户，原本大多是他国逃亡的奴隶，替主家耕田，自然只是求得吃饱穿暖而已，田中五谷所收，便悉数归于“国人”主家。若是浅尝辄止，似乎一切都是平和的天经地义的：逃亡隶农衣食无着，吕氏族人收留了他们，他们便理当为吕氏族人无偿耕耘；更何况，吕氏族人并无王族国人作威作福的恶习，善待隶农，与他们同庄而居，虽是贫富是天壤之别，却是比濮阳城内王族国人的田户强得多多了。然则，祸乱之根恰恰便在这里：濮阳王族国人的田户，大多是卫国残留下来的公田老隶农，终生无出国门，根本不知道天下大势潮流，认定了做牛做马便是隶农的天命；吕氏族人容留的逃亡奴隶却不一样，四海漂泊而来，对各国变法潮流与新田制大体上都能说叨得一二，留在吕庄，图得是卫国尚算太平，吕氏族人尚算宽厚；然则世事一旦有变，或起战端，或遇天灾，或是国事之乱，隶农们终究是了无牵挂抬脚便走，轻则逃亡一空，重则劫主造反入山为盗，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