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愧对天下黎民 (第4/6页)

政治局常委们几乎是呼唤：“刚出点汗就来风寒，把汗顶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这是我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妈个×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

    银行维护国家利益，断然拒绝免债。消息传到兄弟省，那里本来就对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有意见，便向李先念告一状：“周惠一句话，农民欠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就都不还”

    这又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负责财经的副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责问。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这不是造谣”周惠不慌不忙解释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么回事…”

    周惠将真实情况汇报一遍，李先念点头：“噢，这么回事。免除债务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决定。”

    “这个道理我明白，可生产发展不上去，欠债永远还不了，只会越欠越多，说到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是基础嘛，农业上不去必然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sao，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rou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