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论官场小说 (第1/2页)

    王跃文论官场小说

    （摘录自/s/blog_）

    一、关于官场小说的概念

    我没有能力定义或廓清这个概念，而是想就这个概念的某些暧昧意味谈点看法。评论界和新闻媒体一直在有关官场和政治题材的小说概念上纠缠，试图找到一种更具学术意义，又能为官方认可的说法。作家们也似乎在回避某种东西，愿意或不愿意被叫做某类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政治文化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官场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反腐小说，有的不愿意贴任何标签。我分析评论界也好，媒体也好，作家们也好，在此类小说概念上的考量、游移或取舍，大抵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上的原因。官场小说没有被赋予学术上的相应地位，或者说还没有被定义为某种堂皇的概念。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的批评，所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是鲁迅先生对清末民初官场小说的评价，几乎是否定的。这是对其艺术价值上的否定。而对官场小说内容上的否定，鲁迅先生认为“官场伎俩，本小异而大同”，此类小说也没有多大意思“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而通常人们把清末民初的官场小说同今天的官场小说看成源流关系，因而也就评价不高。二是政治上的原因。官场小说容易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很为当局警惕。人们在正式场合谈及官场小说，似乎也有些讳莫如深。这个原因不必多说。我敬仰鲁迅先生，他对清末民初官场小说的评价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并不能拿这种评价来概括当前的官场小说。现在的官场小说，在总体艺术成就上比清末民初要高些，这是我的判断；而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我认为目前的官场小说，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非清末民初可比。当今中国，政治或官场对社会生活和国民生活的渗透、控制和影响，超过任何时代。过去还有宁静的远离政治和官场的乡村，现在没有；过去还有远离政治和官场的隐士高人，现在没有；过去还有可以不问政治和官场的生活，现在没有。政府空前强大，古人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过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现在却真是如此。如果文学需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今社会，就离开不了对官场的反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作家们没必要躲躲闪闪，如果需要贴标签，不妨承认反映政治和官场的小说，就叫官场小说。这掉不了价。相反，温文尔雅地叫什么政治文化小说，添上文化二字也添不了什么油彩。要紧的是把小说写好。至于文学理论界爱怎么说，那是文艺批评家们的事，作家完全可以不对此负责。做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们，有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我们表示尊重。但可以不以为然。比方他们考证的一百多年来官场小说的源流关系，其实就是在一种想当然的理论框架里自说自话，未必就是事实。总体意义上做研究下判断，似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放在个体作家身上，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二、关于官场小说的意义

    我觉得人们对官场小说的认识普遍存在局限，认为官场小说无非就是反映官场那些事儿，胆子再大些无非是碰碰现行体制方面的某些问题。我认为其实不然。真正好的官场小说，除了可以全面深刻地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实际上还反映了中国普遍的国民性问题。

    目前的官场小说，其显著特点就是其批判性。这不是作家故作姿态或故意同现实对抗，而是生活本身使然。官场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写官场而只有莺歌燕舞，肯定是粉饰太平的伪现实主义。但是，官场小说所批判的，并不仅仅是官场，而是普遍的国民性问题。

    所谓国民性是个老话题，说起来并不新鲜。但是，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我并不认为是个过时的话题。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很有问题的，这在官场或同官场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反映出来。比方在对待**问题上，官场中人一边抨击**，一边忙着搞**；老百姓既痛恨**，又宽容甚至羡慕**；没权时痛骂**，有权时自己马上**。可以说，官场中很多问题，不仅仅是体制或时代的原因，也是国民性固有的劣根性的原因；换言之，很多问题并不仅仅是官场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或全体国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源远流长，从来如此，仍将如此。不久前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接受**案调查而自杀，就在社会上引发很多相关讨论。最强烈的声音就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大贪官很少自杀？因为他们没有羞耻感！中国固然也偶尔有自杀的贪官，但他们往往不是因为羞耻而自杀，他们要么是为了逃脱罪责，要么是为了保护同党，要么仅仅因为感到自己前程无望，要么是因为逼迫而不得不自杀，有的也许还是“被自杀”没有羞耻感，这是很多中国人身上存在的问题。贪官窃取非分之财，比小偷小摸可耻可恨千万倍，但中国人普遍认为宁做大贪污犯，不做小偷小摸，似乎大贪比小偷体面和高级。一个官员贪污，肯定全家人都知道。很多官员出了问题，往往全家都是同案犯。但一家人可以毫无廉耻地处在一起，齐心协力干着卑鄙勾当，非中国人做不到。

    中国人的道德界限是模糊的、游移的、善变的，严格说来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感。抽象地说，中国人都承认滥用权力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这种权力滥用对自己或家人、朋友有利，就被认为是顾家、豪爽、义气，这时候滥用权力而谋私的人则有了很好的道德形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之常情，而且具有道德上的光环。相反，如果一个人手握大权而铁面无私，不给三亲六眷和朋友们带来好处，则被认为是六亲不认的白眼狼，只顾自己往上爬而不肯给朋友帮忙的自私小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不会得道，发达不了。蝇营狗苟，沆瀣一气，要